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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国专家网】名人、学者、书法家——访“毛氏书童”王文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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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人们常说,名人书斋最能体现名人的风格和特点。王文祥先生的书斋,“特点”很突出。他的书斋有三多:一是书法多。他的书法楷草隶篆兼备,大字如斗,小字如豆;大幅丈二匹,开张大气,其势如奔腾江河,一泄千里;小幅如扇面,端庄中见流畅,遒劲而娟秀。大字小字,刚柔相济。刚如壮士舞剑,柔若美女漫舞,线条泼辣奔崩,变化无穷,给人们以视觉强劲的冲击力。

      二是书多。王文祥收藏古今中外图书,涉猎甚广。走廊、书房、卧室,到处是书,年年岁岁满金屋。

      三是同中外合影多。如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合影,同朝鲜原国家主席金日成的合影,同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合影以及同许多中外名人、领导人的合影。走进王文祥的书斋,好像走入艺术的殿堂。一个名人、学者、书法家的活脱脱的形象,凸显在你的面前。

      王文祥藏书、著书、写书法,以书为伴,以书为乐。虽年过花甲,还在著书不止,案头摆着一本新作是二十万字的《书法、绘画、印章源流》。王老经常到全国各地传播书艺,全国各地向他求字、邀请笔会的电话、请贴不断。通过书斋,可以看出王文祥乐观、豁达的性格和积极进取、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。他的生活向人们昭示:这才是真正的“精品人生”。

      记者:你的书法落款常写“毛氏书童”,“毛氏书童”有什么来历吗?

      王老打开了回忆之窗,慢慢向我们说道:我是1964年天津南天大学毕业的,毕业后没拐弯,以“品学兼优”直接分配到党中央机关——中央办公厅,在中南海“后楼”为毛主席管理图书。毛主席除有一个大型的个人藏书库外,还根据工作需要,要看很多书,这就需要到街上去买新出版的书,还要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。如1964年年底,毛主席要看书法的书,我们就到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,广泛搜集古代名碑名帖送给毛主席。毛主席书库中过时的书要清理,新版书要购进,不断吐故纳新。

      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,才华横溢,是个年轻的史学家。他常到后楼图书室来看书,并考问我关于历史人物、事件的常识,我的回答从他的笑脸上看,似乎还满意。他去上海编《毛选》五卷,我去机场送他;他从上海回来,我有时去接他。这样,我这个“小人物”和“大领导”之间建立了特殊的“私交”,我的论文《文学作品中塑造英雄人物的意义》,就是田家英给我批改后发表的。当时我常给胡乔木等领导同志抄写文章和诗词,誉清后,由商恺、田家英送给毛主席过目。田家英常夸我“小王毛笔字写的好”。

      我常向田家英请教,怎样做学问,怎样写文章,怎样调查研究,怎样读《资本论》。当时,田家英想写《清代通史》,让我帮他收集和整理清史有关资料。因此,每周到星期日,他常打电话给我:“小王,过来一下”,听到电话后,我就小跑到他的办公室,我随他到东西琉璃厂买写有关资料、名人书画。琉璃厂的人都认识田家英,但不认识我,于是有人问:“田主任,这位青年同志是谁呀?”田家英笑呵呵的说“主席书童”、“毛主席小书童”。从此,我这“毛氏书童”的“雅号”便在一部分人中传开了。

      记者: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,毛主席的书法对您有什么影响?

      王文祥:我在田家英办公室,看到许多毛主席的书法、手稿。田家英同时给我讲毛主席读帖、借帖和创作诗词、书法的故事。每当讲毛主席的诗词书法时,他都神采飞扬,不能自已。他说,毛主席是人们公认的当代书圣,除了精湛的字内功外,他还有无以伦比的字外功;他学养深厚,毛主席是大学问家,他熟读古代典籍,熟读二十四史。对书中人物、事件都有精辟的批注。他是党和国家、人们军队的主要缔造者,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。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,一寓于他的腕底,从笔端倾泻出浪漫豪放的书法大潮。每当我看到毛主席的书法,并听到田家英的讲解后都激动不已。不知为什么,随着田家英的话语,毛泽东书法在我的脑海中总是和惊鸿和海浪和飞云相互辉映,变换成一幅幅奇诡、瑰伟的图画。在我脑海中盘旋不已,令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
      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书法的优良传统。我认为,学毛泽东书法重在神似,而不拘泥于形似。我努力学习毛主席独特的结字,完美的章法,通篇一气呵成,大气恢弘。

      我国书法文化博大精深,从甲骨文书法到现代汉字书法,从王羲之到毛泽东,我们都要在分析的基础上继承。这“分析”二字十分重要,对一切事物都要采取分析态度,既不要生吞活剥,也不要全盘否定。而是加以咀嚼消化,长我之肉。对历代书家前贤,我主张吸纳百家,师承多家,结合时代精神和个人情趣,最后自成一家。我在努力学习毛泽东他老人家书法神采的同时,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
      记者:听说您在文革中,历受磨难,不但没压跨您,反而上书党中央,为杨尚昆等中办老领导平反。

      王文祥:是的,我在“文化革命”中,被打成“XX余党”、“XX亲信”、“地下司令部副司令”。在学习班批斗了三年之后,又在五七学校劳动改造了十年,冤案长达十三年之久。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前夕,我顶住四人帮的巨大压力,向党中央写了《中办冤案何其多》、《中办五七学校是怎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》等文章。为杨尚昆等中办老领导鸣冤平反。我不怕压、不怕逼,在文章的末尾敢于落款:“原中办综合组干事、共产党员王文祥”。敢于这样写,这在当时是出了几身冷汗后做出决定的。这些文章连载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人民日报内部刊物《情况汇编》上,并印成单行册发行。杨尚昆后来鼓励我说:“你这中南海的秀才会写文章,你的文章为党中央清算四人帮罪行提供了‘炮弹’,你为党立了一功”。

      记者:您不但是著名书法家,还是个著名学者,听说您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书,主编图书三千多万字,其中不少获得图书精品奖。

      王文祥:呵,三中全会后,我深感过去浪费的时间太多,于是我日以继夜,多年不看电影,每年除夕只看一、二次电视。拼命追赶过去流逝的时间,结合我的工作,先后写了《经济特区》、《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同》、《全国名产趣谈》、《中国经济特区和十四个开放城市》、《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手册》《台湾手册》《港澳手册》。同时,自己主编和与人合作主编了3000多万字的书。审稿一亿多字。编审台港澳和统战方面有关的图书二百多本。

      记者:在什么情况下,您和赵朴初等老人创立了中国收藏家协会?

      王文祥: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后,改革开放政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后,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。常言说:“盛世收藏”。近年来,收藏热一浪高过一浪。1991年,我和赵朴初副主席、上海的刘靖基副主席首先发起成立中国收藏家协会。1996年3月12日在人们大会堂开了新闻发布会。中国收藏家协会是我国第一个民间收藏组织。

      记者:在文革期间,长达十三年对您的迫害中,您还有时间练书法吗?

      王文祥:有。“文革”中我写了无数字的检查,写检查本身就是练书法。我们那个五七学校,高度军事化,一天24小时统一行动,连到食堂吃饭都要整队,饭前要唱“语录歌”。即使那样,我从来没有忘掉心爱的书法,没有纸,我可以用手在空中画,在身上画,在地上写。有一次,在食堂前整队唱“语录歌”,排长大声呵道:“王文祥出列!”我出列后,他大声训斥道;“王文祥!你唱语录歌时,为什么老是比别人低八度?你手比画什么?”我眼泪咽到肚子里,其实我的手正在下面比画书法呢!

      造反派能管住我的身,却管不住我的心,在那困难的年代里,我在书法的天国里,找到了乐趣和勇气,冲淡和稀释了来自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苦闷,我能健康地活到今天,大得誉于书法,真的。

      我们看了王老的书斋,又听了他的一席话,深感王文祥的书法之所以苍劲而隽、浑厚而飘逸,具有大家风度,作品多次作为国礼为各国领导人和艺术博物馆,实非偶然;他有几十年勤学苦练的内功;有一千多万字的编著,奠定了他学养的基础;多年大风大浪的考验,磨练出他的阅历;又有“毛氏书童”的名人效应,他的书法受到全国各地各方面人群的欢迎,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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